被仰望与被遗忘的

　　编者按

　　21世纪已经过去20年。这20年里，我们越来越多地使用“高速”、“加速”、“剧烈”、“骤变”、“创新”、“多样”来描述世界的变化、生活的变化。文学亦如此，从创作思潮到门类、题材、风格、群体，以及文学与生活、文学与读者、与科技、与媒介、与市场的关系等等，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如何认知、理解这些变化，对于我们总结过往、思索未来都有重要的意义。为此，中国作家网特别推出“21世纪文学20年”系列专题，对本世纪20年来的文学做相对系统的梳理。

　　我们希望这个专题尽量开放、包容，既可以看到对新世纪20年文学的宏观扫描、理论剖析，也可以看到以“关键词”方式呈现的现象或事件梳理；既有对文学现场的整体描述，也深入具体研究领域；既可以一窥20年来文学作品内部质素的生成、更迭与确立，也可辨析文化思潮、市场媒介等外部因素与文学的交互共生；既自我梳理，也观照他者，从中国当代文学延展至海外华文文学和世界文学，呈现全球化加速的时代，世界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异同。

　　从文学史意义上来说，20年看文学或许略短，难成定论，难做定位，但文学行进过程中这些适时的总结又非常必要，它是回望，更指向未来。

　　（中国作家网策划“21世纪文学20年”专题即将推出，敬请关注）

　　“21世纪”曾在新旧世纪交替的发展愿景中被称为“新世纪”，显然“21世纪”是一个中性化的时间语词。而“21世纪”又不是凭空发生的，从诗歌的历史演化来看，我们要意识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发生的“盘峰诗会”所导致的中国诗歌格局的对立状态，而这种分化、延异也渗透到了21世纪。正如张清华在评价“新世纪诗歌”时所借用福柯的那句话一样，这是“多种声音的奇怪混合”。

　　如果我们要对20年的诗歌及其对应的社会现实和文化语境做出一番考察的话，其难度系数可以想见。这使我想到了美国伟大的非虚构作家盖伊·特立斯对历史的独特观察角度和叙述方式，而任何一个时代几乎都会同时呈现出被仰望和被遗忘的两个主体声部。在“21世纪”已然经过了20年之际，我们考察这一阶段诗歌整体化的内部演化以及诗歌现象、生态结构、“历史流变”似乎是可能的，但是又充满了龃龉，因为我们很难完全避免“文学进化论”和“文学史叙事”的影响或连锁反应。关于“新世纪诗歌”，谢冕先生在2010年曾给出一个判断——“奇迹并未发生”，而由他作为总主编的七卷本的《中国新诗总系》（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和六卷本的《中国新诗总论》（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则从诗歌写作与批评的角度总结和展示了百年新诗的成就，这也是对新诗经典化焦虑症的缓解和改观。

　　媒介革命·跨界传播·炸裂的电子化诗歌生产

　　听说，长安城遍地都是诗人。

　　——电影《妖猫传》

　　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诗歌总是处于“边缘化”的位置，然而随着电子媒介和强社交媒体的发展、介入和推动，近些年诗歌却异常地“热”起来，并呈现出“类诗歌”的泛化和跨界动向，“我们看到的是日常生活中‘泛诗歌’气质的弥漫化。今天，类诗歌语言和审美气质，已像幽灵般渗透在日常生活中”（陈超：《“泛诗歌”时代：写作的困境和可能性》，《文艺报》2011年7月13日）。

　　在荷兰汉学家柯雷（Maghiel van Crevel）看来，尽管在世界范围内诗歌的边缘化是一种常态，但是中国的当下诗歌却具有不可思议的活力，“诗歌作为一种文学体裁，随处可见。家庭生活，节日庆典，爱人相赠，舞台表演，或为祈愿，或为抗诉，上至庙堂，下至工厂，人们处处会写诗、诵诗、读诗、听诗。”（《铁做的月亮——<我的诗篇>英文版和同名纪录片的书评兼影评》，张雅秋译，《新诗评论》2018年总第22辑）2018年2月，我收到柯雷发过来的一份关于当下中国诗歌的考察报告——Walk on the Wild Side: Snapshots of the Chinese Poetry Scene（《狂野的一面——中国诗歌现场简说》）。2017年柯雷在中国期间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考察了中国诗坛，他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数十个活动，有些场面令他瞠目。柯雷以介入者和旁观者的跨文化视野呈现了包括民间诗歌、波普诗歌、独立出版、女性诗歌、先锋诗歌、底层诗歌、学院诗歌以及文学史制度等在内的中国诗歌场域。

　　从机械复制时代到电子资本主义再到数字化拟像社会，这都印证了马克思曾经指出的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媒介即认识论，媒体即世界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文化产品的生产越来越呈现为电子化。电子媒介成为认识论并占有了强大的社交话语权，希利斯·米勒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中就强调“新的媒介不只是原封不动地传播那内容的被动母体，它们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打造被‘发送’的对象，把其内容改变成该媒体特有的表达。”

　　毋庸置疑，20年来，从最初的BBS论坛、电子诗刊、诗歌网站以及后来的博客、微博、微信、手机APP以及各种短视频直播，我们已进入发达的强社交媒体时代的电子化诗歌阶段。尤其是互联网社交平台、移动自媒体的沉浸式传播，使得诗人的创作心态、诗歌样态、生产方式、传播机制以及诗歌秩序、文体边界都发生变化。人与诗歌的交流呈现出区别于以往平面化文字传播的方式，而越来越突出了诗歌的即时性、图像化、视觉化和影音化特征。诗歌的传播途径以及传播的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也使得媒介化和电子化的诗歌传播带有了大众文化的特征，诗歌也具有了“泛化”“庸俗化”和“快感消费”的趋向。2013年，欧阳江河对文学的消费化予以了强烈回应：“我的写作要表达反消费的美学诉求”，“我想要的诗歌，就是要从消费文化中跳出来。”（《我的写作要表达反消费的美学诉求》，《文学报》2013年1月31日）

　　值得注意的是，在媒介化和电子化的传播环境中诗歌的写作主体已经由以往的“精英”“知识分子”转换和扩散为“大众”“微民”。诗歌的大众亲和力与它在一定范围内的独立性和纯粹性并不矛盾，“诗人的诗”“精英的诗”“专业的诗”可以和“大众的诗”“泛化的诗”相互补充、平行发展。目前新诗的体式是非常多元和复杂的，这对于读者来说是巨大的挑战。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诗”与“歌”的对话（“歌诗”）成为重要现象。一些唱作人、民谣歌手、民谣诗人如张楚、潘越云、胡海泉等一直在做“歌诗”探索性尝试。此外，“打工诗歌”“底层写作”“草根诗人”“新移民诗歌”等题材也备受关注。这些题材反映了社会现实和底层经验，具有强烈的社会学和伦理学意义。例如，《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就收录了包括舒婷、梁小斌等在内的62位诗人的作品。这些作品通过聚焦工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世界反映了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和工业化进程中的工人群体形象。同时这些题材也引发了关于阶层、身份和伦理的讨论和思考。如秦晓宇编选的打工诗歌选还出了英文版《Iron Moon: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Migrant Worker Poetry》由顾爱玲翻译并在国外引起了反响和思考关于民族寓言性质的讨论。最终这些写作现象不仅揭示了社会问题和阶级矛盾也反映了诗人对现实的介入能力和社会责任感但同样需要关注诗人与现实的关系以及如何在表达现实感的同时保持语言的民主性和创造力等问题。与此同时城市化进程对原生态地区和文化的影响以及现代性时间对传统的地方性时间和农耕时间的挤压也对诗人的世界观和写作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例如孙文波的长诗《长途汽车上的笔记》就体现了对现代性景观的审视和对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关注等主题而地域性写作传统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巨大变动需要诗人重新审视地域和空间的变动性以及如何在现代性语境下重新定位地域性写作等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