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IGC的内容缩放

基于AIGC的内容缩放

——作者、读者与文本关系的数字化重构

一、从文本数字化到内容数字化

数字化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日常的读写方式，链接作者与读者的媒介也经历着从实体书向电子书、从纸张向屏幕、从电脑向端的转变，这对于出版行业的数字化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媒介传播途径的变更带来了新的读写方式与习惯的形成，进而决定了读写内容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1]。以新闻报道为例，同一新闻报道为适应不同读者的阅读习惯与思考方式，在同一媒体的不同偏好的阅读平台上会拟写样式与风格各异的标题和引导语，[2]以吸引更多的受众。这足以证明，文本内容越来越成为数字化阅读当中的核心要素，相较于数字化作为一种纯粹技术手段而营造出的那些震惊体验来说，读者对数字文本内容的期待值正在逐渐提升。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仍然有一部分内容是未被数字化所改变的。当我们以凯瑟琳菲茨帕特里克（Kathleen Fitzpatrick）[3]的方式将书籍视作一种连接作者、文本与读者的媒介时就会发现，那种“跨文本，文本与读者间，读者群体内以及学术圈内”的互动方式本身其实并未被数字化的技术所改变，而是延续了纸质书时代的那种互动传统。从这一角度来看，即便是对电子书来说，它的“书籍性”的内涵也仍然和纸质书的“书籍性”内涵并无二致。为此，菲茨帕特里克借用了彼得斯塔利布拉斯（Peter Stallybrass）的所谓 “书籍的”来说明文本的“书籍性”是如何被那种印刷时代所形成的传统所支配的。以学术写作为例，便可以其中的重要原因，“当今学术交流中占主导地位的印刷形式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许多这些动机和互动对我们来说已经变得不可见了；文本就是它们本来的样子，或者，当我们更深入地考虑它们时，它们就是印刷要求它们的样子。”[4] 这便对数字化技术在文本内容改变方面的需求提出了更加明确的挑战。

显然，这种“书籍性”的传统似乎并不止于学术团体，被“印刷-阅读”思维限定的现象在其他各类文本写作当中都有所体现，在传统叙事小说的出版当中也尤为明显。目前，小说的作者仍在以一种完全类似于纸张时代的思维方式构建故事情境，并逐字逐句地书写成页；与此同时，读者、文本以及作者间的互动方式也依旧延续着这种跟随作者思路在固定页面上进行连续阅读的方式。文本在这种被限定的内容框架中成为了等待被“正确”理解的对象，它对读者来说仍然是一种神圣化的存在；读者在此过程中也并未受到文本的激发而成为与其真实互动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作者仍然扮演着关系中唯一的上帝角色，决定着文本的每一处遣词造句，决定着大部分读者理解的正确与否和喜怒哀乐，同时也就在更大范围地操控着读者们的阅读体验。

这种传统的关系模式在数字技术出现之后也曾有过新的尝试和突破，例如超链接文本小说的出现。该模式曾一度被寄予了改变读者与文本互动方式的希望，受到大众读者的追捧。但事实上，在这些新的创作模式下，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引导与被引导关系、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传统互动模式似乎并未受到动摇。在超链接文本小说中，读者看似可以选择，但那些内容的划定和情绪的供给，都是上帝一般的作者早已设定好的选项，读者阅读的越是认真而投入，其自身和小说中的人物就越是被困在预设的情节中无法自拔。这也无怪乎菲茨帕特里克在其研究过程中会特别注意当代学生对超文本叙事的消极反馈，其具体的根源便在于这种未曾真正突破的作者、文本与读者间互动的局限性。

作为一场思想实验，本项目除了以上的事实和现实需求之外，还有来自理论和技术层面的支持。一方面，解决哲学家们所宣称的“作者之死”的现实困境（Roland Barthes，1977）[5]，这与数字化文本发展的未来目标并不矛盾。相反，它还能从根本上调节技术与文本、作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消解一种来自具体历史境遇中的某些创作时期的悲剧化色彩。另一方面，作为文本数字化发展的产物之一，电子书在其发展过程中所采用的文字大小缩放功能的原理和逻辑思路，可以作为文本内容缩放理论的思考路径。在重构文本、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新关系时，作者的中心性、权威性甚至神圣性似乎是这种关系中最关键和决定性的因素。从纯粹的概念方面看，Roland Barthes (1977) [6]、Zygmunt Bauman (1995)[7] 和 Michel Foucault (1969)[8] 等哲学家已经从理论的层面上提出了对大写的作者和大写的文本的挑战，从而使文本在观念上开始摆脱作者的束缚，成为一个对任何理解和解释充分开放的诠释对象[9]。但是，更进一步地追问，这种观念上的转变在现实又将如何实现呢？

鉴于学术群体中早已拥有的一个稳固的同行评审传统以及一个公共开放的学术交流平台，[10]尝试借助数字化网络的力量来重构这一传统及平台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能够从总体上强化学者同时作为读者与作者的身份的双重性，进而重新定义和建构作者身份的意义。然而，这一路径对于实现小说作者身份的重构来说可能存在困难，原因在于，对于小说而言，一方面，它缺乏一个类似学术群体这样能够将作者与读者紧密联系的社群——许多时候对于学术群体来说，读者也是作者，作者也是读者，他们可以借助社群的力量来共同创作；而多数时候，对小说界而言，读者往往只能作为读者，或者评论者，本身并不会成为小说叙事的共同构建者。[11]另一方面，它也缺乏一个公共的对话空间，使读者彼此之间，作者与读者间可以以一种平等的方式展开对话。小说的读者往往是沉默寡言的，习惯于接受作者为他们提供的，经由字句所建构的可能世界。而当读者尝试根据原文进行同人小说创作时，不仅在当下的环境下可能招致读者群体内部粉丝的质疑与批评，甚至还可能会与原作者及出版方发生法律层面的。[12]

因此，本实验性项目试图通过应用目前已有的数字技术，以一种更深入的目标和渐进的方式来进一步挑战传统的阅读习惯和文本观念。对比PDF与EPUB格式下电子书中页面大小缩放方式的不同——前者对页面进行直接的缩放，而后者则可以针对文字的大小进行缩放，将文本重新以不同的密度排版以适应传播载体的需要。但若要像缩放字体那样自如地进行文本内容的缩放，所需要的不仅是对读者、作者关系的重新理解，更需要站在对媒介、文本和文本内容的全新定义的基础之上，以适应我们新的阅读的兴趣和阅读所需要使用的数字化工具。

二、媒介、文本与内容的新定义

在对“内容缩放”这一建构观念进行实际操作地可能性之前，需要首先厘清几个关键概念，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进一步的方。

（一）媒介的转换（Media）

在一般意义上，媒介一语词常被定义为“用于存储和传递信息或数据的通信渠道或工具”，[13]这一理解可以追溯至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经典著作《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在该书中他首次将媒介视作一种信息的存在[14]。在这之后，媒介对其自身所承载的信息的决定性影响开始被越发广泛地讨论，同时基于不同语境，媒介又被赋予更加广泛的标准。[15]

不同于其他数字化阅读相关的实验性项目——例如“The Future of the Book”[16]试图在媒介的层面上探索书籍数字化的未来，从而为基于文字的小说增添包括图片、地图以及互动视频等新的媒介类型——相比之下，“内容缩放”这一思想实验仍然将关注的目标放在小说文字本身，并尝试将其作为实施缩放的材料，对小说中的原有文字以一种新的方式加以重构。这意味着在本项目进行的过程中，对“媒介”一词的使用会更加具有针对性和专门性。

因此，在对叙事小说的数字化内容缩放这一具体语境下，我们选择采用一种相对狭义的媒介概念，将其理解为一种被用于存储和传递小说内容给读者、并作为信息与数据交互通道与桥梁的对文本的通道。从这一界定出发，在物理层面上看，小说的媒介可以被理解为实体书的纸面或数字设备的交互屏幕；在可采用的空间层面上看，媒介可以是pdf、电子书或是附有其他各种流媒体（例如照片、视频、超链接等）的网页。换言之，媒介重新决定了读者与文本的互动方式，它所承载的文本的数字化呈现不再仅仅局限于形式上的数字化，而是触及到叙事小说文本的实际内容及其互动价值。

（二）文本形式的转变（Text）

对文本的传统定义与书写和印刷的传播历史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对这一语词的系统性界定是基于一种对历史层累的神圣文本的研究。这一背景存在，一方面，意味着忽视经典定义将等同于再创新词，使对文本这一语词的界定失去对话的可能；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由于一种新的数字化的语境的出现，有必要基于经典定义和数字化语境，提出全新的定义。本文所基于的经典定义主要包括保罗力科（Paul Ricoe）与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文本定义，前者将文本界定为“经由书写固定的对话”[17]，后者则将文本定义为“文学作品的现象学表面；它是构成作品的文字结构，其排列的方式赋予了作品以一种稳定且尽可能独特的意义。”[18]他们代表的是一种反思纸张时代下的文本观念。而进入信息时代，一些计算机领域的学者开始根据计算机的排列和书写模型提出有关数字化文本的新定义。例如，斯蒂芬徳洛斯（Steven J. DeRose） 等人就将计算机中的文本定义为“位图”、“字符流”、“字符与各式指令”、“页面布局”和“内容流”的。[19]这一定义究其本质，可以被视为是计算机语言表征文本方式的自然语言转译，但本质上说并未对文本这一概念提出新的观念上的解释；同时，这样的一种文本定义显然会与上文对媒介的定义有所重叠。因此，只有对以上三种定义进行重新理解才能寻求适合本研究对文本的界定。

以本研究对媒介的定义为基础，我们将文本界定为对内容的一种表征，这种表征作为内容的具象化以特定的文字结构呈现，使其不仅可以适用于人类读者，也同样适用于计算机（非人类）的阅读。基于此，小说中的内容将被存储、组织并固定在文本里。也就是说，文本作为内容的载体是书写内容和表征内容的方式，它可以是诗体，也可以是叙事体；它可以是报纸上的长句，也可以是手机里的短句。不同的文本可以表征类似的内容，而那些由作者亲手写下的、象征作者本人写作目标和风格的源文本，我们用“原始文本”这一概念来加以区分。

（三）内容的延伸（Content）

在出版理论的语境下，麦克尔巴斯卡（Michael Bhaskar）曾对“内容”这一概念提出了一个系统的理解范式。他借助框架（frame）与模型（model）这两个核心概念来理解内容，特别是那些被出版的内容。在他的范式中，框架即是“内容的分发与表达的机制，以及伴随他们的主观体验模式”；[20]而模型则指的是任何出版行为背后的激励因素。[21]在这里，内容与出版之间建立了深刻的联系，因为内容被依据一个特定的激励模型来组织（frame）为特定的框架，并以此来分发和呈现给其目标观众，因而内容事实上成为了出版的结果，受到来自出版形式与媒介等因素的限定。从这一角度来看，这种关于内容的理解方式仍应被视为麦克卢汉关于媒介的想法的延续——基于一种媒介与内容交互影响，无分彼此反思的延续。

由于本思想实验的目的在于尝试找出数字化技术所可能带来的对内容的直接影响，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小说的叙事本身的直接影响，因此，基于出版理论视野下，或者说基于一种媒介理论背景下的内容观念在这里是不适用的，仍然有必要将定义回归到小说研究内，尽管“内容”这一语词在这里是与媒介和出版有着如此强烈的联系。于是，我们将内容的定义修改为作者所创造的可以被理解的东西，并被表征在媒介与文本之中。更具体说，小说的内容应包括所有作者创造的那些包括情节、人物、主题、类型和风格等决定小说成为其自身的要素。[22]

总之，内容即是那些由作者创造出来的源框架，被组织和固定在由作者或编者写就的文本之中。随后，文本被以印刷或投射于屏幕等媒介方式可视化，从而使读者卷入其中。以上构成了我们对作者、文本与读者关系的初始理解，而“内容缩放”这一实验性技术便试图对上述关系发起挑战。

三、内容缩放（Content Zoom）的内在运行机制

（一）运行基础与逻辑

受启发于Epub等格式电子书相较于pdf在文字大小缩放上所做过的改进——即变化字体大小后重新排版，以适应内容的缩放——“内容缩放”是一种借助机器学习与AI写作对小说内容进行缩放的实验性功能设想。它将意味着一种小说文本构造和表征方式上的转变——从书页和书页式的屏幕，再到屏幕式文本框的方式。借此，它也将重新定义内容以及作者的使命，从而重构作者、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

通过对小说内容的缩放，文本的长度能够在此基础上灵活可变地适应读者的阅读兴趣。如果读者在开始只想简略地概览小说，便可以通过缩小文本的操作，将全部的文本缩小成只有一段的长度，例如，由AI写作而成的小说摘要。在此过程中，读者也可能会发现一些让其感兴趣的情节或是人物，并想要阅读更多的细节。在这一需求的引导下，使用放大和缩小功能便成为一个常态；伴随着读者的放大操作，文本所展示的内容将会同步地变得更长、更详实，直到放大到由作者本人写成的原始文本为止。换言之，借助内容缩放功能，阅读文本将体现出观看谷地图或是屏幕上画作一样的体验效果，具有提供不同内容密度和颗粒性的差异。（图1）

(图1：内容缩放使用的方式)

（二）运行方式及现有的技术支撑

就内容缩放这一功能的运行方式而言，它首先建立在将小说的文本以数字化的方式存储为连续数据的基础之上。不同于传统的书籍形式，文本被作者或编者借助留白的形式分割成不连续的页码、章节或段落，在这种连续的数据集中，作者对章节和段落的划分将通过代码来保留。这些连续的数据将被完整地铺满屏幕式文本框，从而形成小说文本的内容地图。

此时，屏幕将不再只作为供给读者阅读的输出设备，而是同时成为一个文本框式的输入设备，能够对计算机的扫描、阅读和重写输入指令。文本框会在文本的内容地图上划定计算机的阅读范围，让计算机写出这部分内容的摘要作为输出，并填入文本框供人们读者阅读。输出内容的详细程度将由输入内容的大小与输出文本框的大小之间的比率决定（图 2）。 在这一层面上，文本框充当了人类读者和计算机读者之间的交互媒介。

(图2：内容缩放的运行方式)

实现上述构想的技术基础已经基本具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文本的数字化和排版的代码化已经在EPUB和Web上有所使用，它们作为电子书字体缩放的技术保障，也同样可以作为文本内容缩放的技术支撑。其二，对于文本的AI摘要写作而言，早在2025年便有学者提出了一种类似GP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的 TLM (Transformer Language models) 来自动生成长篇学术文献的摘要。[23]同年，Springer Link 发表了机器生成的锂离子电池当前研究摘要。[24]它的作者，即所谓的Beta Reader实际上便是由大学应用计算机语言学教授、应用计算机语言学（ACoLi）工作组组长Christian Chiarcos领导的研究团队设计的软件。(Jan Schwenkenbechert, 2025
2025.) 同时，基于类似技术的产品也已投入了实际应用。[25]这一切都将为我们实现内容缩放功能，同时围绕它构建新的数据环路（data circuit）和新的商业模型以及未来的更新，提供必要的技术基础。

（三）商业模型和未来升级

从达恩顿（Darnton）提出的沟通回路（communication circuit）到帕德米雷穆雷（Padmini Ray Murray）和克莱尔斯奎尔斯（Claire Squires）共同提出的自出版业沟通回路与数字出版沟通回路，可以看到一种存在于出版价值链与信息流之间的紧密联系。[26]商业模型或者说价值链本身，可以被视作是建立在信息回路（information circuit）之上的伴生回路，具体到数字出版领域，更确切地说，这一信息回路即是数据回路（data circuit）。因此，通过概述数据在内容缩放功能中的流通回路，我们将有可能为此提出一个更好的描述性商业模型与商业化方案。

(图 3：内容缩放的沟通回路 Communication circuit)

(图 4 基于网络分发的有声读物数字化出版信息回路的一般模型)

基于内容缩放构建的新回路如图 3 所示，这一回路是对数据和信息在内容缩放这一功能中流通情况的描述。该回路是参考（图 4）基于网络分发的有声读物数字化出版信息回路的一般模型修改而来的。[27]之所以选择这一回路（图 4）作为母版，其原因在于它相较于Murray 和 Squires的经典模型[28]更加简洁。通过对这两种模型的对比（图3和图4），我们将试图说明内容缩放功能会如何改变“传统”的经典沟通回路，以及其重构作者、文本与读者之间关系的方式。

如图3所示，从作者到原始文本，再到发布平台上发布的数字化文本是一个单向过程。 因此，我们用“The Author”来特别强调作者在内容生产这一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和图4通用模型一样，读者和作者可以通过社交媒体交换信息，而两者的区别则在于，读者同经由平台发布的数字化文本间的交互方式，在这两个模型中的体现是全然不同的。在内容缩放模型下，这种交互是双向的，而在通用模型下这种交互是单向的——即一种虚假的交互。因为在内容缩放功能下，读者可以通过对文本内容的缩放，依照他们的阅读兴趣决定阅读内容的详略程度，以及文本的长度。

这种读者与文本间的双向交互具有双重意义。

第一个意义在于这种交互方式可以通过对文本内容的缩放将整本书概括为一个段落，从而减少读者筛选感兴趣读物的时间成本。这种筛选成本上的简化，将有助于平台建构更精细的个性化推荐和内容筛选机制。目前，基于网络平台发布的小说主要依靠编辑和算法进行推荐。[29]前一种推荐方式往往由出版社或发行平台的编辑的个人品味所决定，而编辑所写的摘要本身即作为一种有偏好的用于吸引读者。借助内容缩放和AI摘要写作，读者将可以在短时间内浏览大量书目，并使这种浏览与筛选的行为免受编辑个人兴趣或品味的影响。这一点所以重要，其原因在于能够充分保持读者筛选行为的性，并将这种表征个体喜好的筛选行为有效地刻画，从而持续地为建设高效的算法推送机制而服务。

另一种推荐方式，即算法推送的方法大体分为两类：基于用户的方法或基于小说类型的方法（User-based approach and Item-based approach）。[30] 所谓基于用户的方法，是指通过为读者群体归类，将类似于该读者的读者（被称作“邻居”，neighbor）所喜爱的书目推荐给该读者的方法。这显然并不能算作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个性化”推荐，而应被更精确地描述为对类型化的群体和被归类的个体的一种推荐方式。而另一种方法则是对小说类型进行分类，并贴上一系列标签，从而根据标签组合的相似程度加以推荐，这本质上也是一种类型化的推荐方式。这两种基于类型化（假个性化）而非个性化的推荐算法，由于其推荐机制存在一定的虚假性，因而不仅会导致推荐结果的不准确，而且还会面临算法冷启动（cold start）和过滤茧（filtering bubble）的问题。[31]正如冷启动问题所揭示的那样，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源之一或许在于缺乏有关读者阅读行为的足够且可靠的数据。由于选择一部真正适合于自己兴趣与品味的小说本身是一种耗时耗力的试错过程，并且将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因此读者更有可能倾向于直接遵循算法或编者的推荐，而不是在选择阅读书目的开始便表现出甚或是意识到他们真正的兴趣所在。他们只是倾向于不断地点击放在首页上的内容，这种点击让算法对读者兴趣的学习失真。此外，由于缺乏读者如何阅读的数据，推荐算法实际上并不清楚某一小说到底在何处吸引了它读者。

以上这两种缺失的数据都可以通过“内容缩放”技术加以解决，因为该技术能够为读者提供缩短小说篇幅和降低试错成本的功能，同时，其推荐系统还将有机会获取更多关于读者选择的数据。通过捕捉和记录读者的内容缩放行为，系统可以获得更多、更详实的关于读者阅读行为的数据，从而筛选出读者对某一小说持续阅读行为背后真正被吸引的内容所在。

读者与文本间的双向交互的另一意义则更为关键，也将有着更加深远的影响。当读者逐渐习惯于阅读人工智能撰写的摘要，并将这种阅读逐步等同于对整部小说和原始文本的阅读时，[32]原始文本的神圣性以及作者的神圣性地位将会受到动摇。随着新的阅读方式和阅读习惯的养成，人们对作者、文本和内容的观念也会发生转变，进而重构读者、文本和作者的关系。

四、内容缩放的未来趋势及挑战

（一）基于AIGC技术的未来构建

借助更丰富、更详实的读者数据以及AI写作功能，内容缩放平台在未来将可以在同一个经由原始文本所描绘的虚构世界中生成新的、可以匹配该读者兴趣的个性化内容，从而满足读者继续在其所喜爱的作品和所建构的可能世界中探索，以此为基础，读者能够去阅读更多精准而高效的对其产生吸引的内容。换言之，一个读者喜欢的文学作品的特定原因，最终将由内容缩放技术的记录和刻画来得以呈现。通过为内容机器（content machine）[33]投喂读者阅读行为的数据，建立读者阅读兴趣画像，生产新的内容和个性化的文本，读者将成为“大写的读者”（the Reader），并成为内容机器的合作作者（co-writer）。由此，读者便能够进一步让原始文本的作者成为他们自己所建构的可能世界的读者，并在这个可能世界中观看其过去的读者们如何建构和发展新的剧情。由此，在读者与作者之间，除却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联系与互动之外，一种新的联系被建构了出来。他们将通过访问彼此个性化的文本形式的可能世界，来探索彼此的心灵。

(图 5, 在内容缩放普及后，未来可能的沟通回路)

于是，一个新的回路也将被建构，在这个新的回路中，一方面，作者的任务将不再仅仅局限于写完一部小说，而在于构建整个可能世界，为这个可能世界立法和制定规则，从而赋予其中的人物以新的、个性化的可能剧情，并同时被AI生产；另一方面，作者还需要尝试创造一个叙事的范例，从而让内容机器得以学习并其特有的表达风格，为下一个可能世界做好准备。

以上环节的具体技术条件在当下已经初步具备。例如，通过训练具有 1750亿个参数的自回归语言模型 GPT-3，[34]AI 现在可以模仿作者的写作风格以及作者的基本思想，按照人的用自然语言下达的指令，来创造全新的内容。（图6）[35]随着内容缩放的普及，更多关于读者和自然语言的数据将会被更为广泛地收集，它会推动着未来的推荐系统向更加个性化的方向更新，该构想在技术上的实现条件将会更为成熟。

(图 6,  利用GPT-3进行AI写作的中英文两个例子。)

由此，一种全新的关系将在作者、读者和文本之间被建立。作者将不再对文本和其读者的阅读体验有着绝对的控制, 而是不断创造一个又一个新奇的可能世界，并将这些可能世界的运行和演进全权交由内容机器与可能世界中的读者;读者也不再只是这一关系中全然被动的一方，而是成为帮助创造新内容的主动参与者；文本将不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灵活且流变的，从而使得我们对于内容与文本的定义和观念也相应发生变化。以三者之间新的交互关系为基础的内容将挣脱来自传统文本表征中的束缚——文字将转换为意义，语句将转化为风格，段落将转化为情节，故事的起承转合将转化为可能世界的运行规则，章节将转化为人物的具象化表达，人物将转化为可能世界中活着的生命，最终，文本成为这种可能世界的本体——在这里，内容自身被重新定义为由作者虚构、经由读者共同创造和运行的、可能世界的实在与罗格斯（logos）；同时，文本被定义为一个用文字来表达上述实在与罗格斯的表征的文本空间。由此，内容在可能世界里实现了一次新生，而文本则是这一实现路径的原初构型和“肉身”所在。

正如我们已经见证DALL-E 2 是如何成功地将自然语言指令转化为现实的图像，[36]接下来自然可以将对文本的定义从文字向图像拓展，因为它可以将这一叙事逻辑不断延续，直至实现能让人们所有感官得到满足的终极虚拟互动世界。

（二）可能面对的挑战与后续讨论

挑战作者及原始文本的权威性或神圣性作为内容缩放的一个重要目的，它可能遭受的第一个困难，同时也是最大的困难或许仍然出现在观念领域。人们往往在该技术的初始阶段倾向于拒绝承认借助AI摘要阅读的效果可以等同于逐字逐句的阅读体验因此，这一技术手段可能会被误解为一种对文本与作者关系的混乱表达。与此同时，内容缩放的尝试也可能会受到来自作者方面的法律责难。这一挑战预示着未来在该技术的发展和实践过程中，需要不断以小的互动方式来验证最新的沉浸式体验，以此作为解决以来积累的意识层面更改的缓和手段和突破口。

对于技术方面的困难，其可能面临的挑战仍是如何训练人工智能写作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制定合理的摘要写作标准和摘要显示缩放能见度层级，这样人工智能的写作水平才能在不断的纠错和合理化的规范中得到提高。但是什么才是好的摘要呢？内容缩放背景下的小说写作区别于学术论文的地方在于不仅需要对读者保留悬念，还需要作者在原文中精心设计一定的悬念、叙事结构、意境和文学隐喻等，这就为缩放内容的保留方式提出了挑战。一种可能的应对策略是使用内容缩放得来的关于读者行为的数据对内容缩放本身进行个性化处理，在此过程中，为了避免再次陷入到与上述“传统”的推荐系统相同的冷启动困境，还需要进一步对读者互动行为进行一定的规范化准则的制定。

基于此，技术上的挑战似乎又再次回归为观念上的困境，并再次要求我们回答对关键概念详细界定的问题。作为一场思想实验，还应当时刻警觉自身是否陷入了自己设计的观念陷阱或思维误区，从而为了规避语言本身的使用问题而陷入到某种逻辑错误当中。毕竟，自然语言的那种含混、无法精确、模棱两可的天性也是在数字技术发展中不得不去时刻面对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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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hillips, A. (2025) Turning the page The evolution of the book. London Routledge. p1-23。

[2] 康薇 (2025) 报刊微信公众新闻标题的特征与表达,新闻传播(21),35-36.

[3] Fitzpatrick, K. (2011) Planned obsolescence Publishing, technology, and the future of the Academ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4] Kathleen Fitzpatrick, 2011, p90-91

[5] Barthes, R. (1977), (trans. S Heath) Image, music, text 142-148. Available at https//sites.tufts.edu/english292b/files/2025/01/Barthes-The-Death-of-the-Author.pdf

[6] 作者的去主体性。

[7] Bauman, Z. (1995) 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On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and intellectual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诠释作为写作的一部分。

[8] Foucault, M. (1969) What is an author?, open.edu. Available at https//www.open.edu/openlearn/pluginfile.php/9/mod_resource/content/1/a840_1_michel_foucault.pdf (Accessed December 9, 2025). 相较于Barthes而言更保守的去主体性。

[9] Kathleen Fitzpatrick, 2011, p60-62

[10] Kathleen，2011, p109-120。

[11] 当下，西方文学界也试图在此方面加以改变，提出了诸如叙事与接力写作等叙事创新实验，有关案例可以在如下网址中找到：https//editionsatplay.withgoogle.com/#!/#%2F。这些创新写作往往基于对线性叙事的反思与批判，试图借助组块拼接等方式建构线性叙事之外的叙事。然而，由于语言本身的线性本性，这一系列非线性叙事因为无法突破对线性语言的使用而停留在“线段式”的线性叙事。只是将诸多线性的叙事单元以非线性的方式，毫无组织地放置在一起，其所带来的阅读体验往往是负面的，并不足以对传统的叙事方式造成冲击或挑战，在未来或许也将会如超链接小说般式微。

[12] Phillips, A. (2025) Turning the page The evolution of the book. London Routledge. p11-14.

[13] https//en..org/wiki/Media_(communication)

[14]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McLuhan, M. and Gordon, W.T. (2025)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Berkeley, CA Gingko Press. Available at https//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kcl/reader.action?docID=06&ppg=13 (Accessed December 7, 2025).

[15] Lister, M. (2010) New media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ProQuest Ebook Central™. London Routledge. Available at https//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kcl/detail.action?docID=8 (Accessed December 7, 2025). 第9页。

[16] https//www.ideo.com/post/future-of-the-book

[17] Ricoeur, P. (2008) From text to action Essays in hermeneutics, 2. / Paul Ricoeur ; translated by Kathleen Blamey and John B. Thompson, Google Books. Translated by K. Blamey and J.B. Thompson. London Continuum. Available at https//books.google.co.uk/books?hl=en&lr=&id=njnUAwAAQBAJ&oi=fnd&pg=PR5&dq=text+paul+ricoeur&ots=0WdvrUycSC&sig=EPSgz5JHzrXcqt134spS-SGhq8A&redir_esc=y#v=onepage&q&f=false (Accessed December 7, 2025). 第101-102页。

[18] Barthes, R. (1990) “Theory of the Text,” in R. Young (ed.) Untying the text A post-structuralist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第32页.

[19] DeRose, S.J. et al. (1990) “What is text, really?,” Journal of Computing in Higher Education, 1(2), pp. 3–26.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007/bf632

[20] Bhaskar, M. (2025) The content machine Towards a theory of publishing from the printing press to the Digital Network. London etc. Anthem Press. 第89页。

[21] 同上，第137页。

[22] Letwin, D., Stockdale, J. and Stockdale, R. (2008) The architecture of drama Plot, character, theme, genre, and style, Google Books.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Available at https//books.google.co.uk/books?hl=en&lr=&id=znmiZHU3se8C&oi=fnd&pg=PR3&dq=plot+character+and+theme&ots=pYnkkZkq-E&sig=nn1PGIjaM16P9-ZCzdoHmbvHJ2c&redir_esc=y#v=onepage&q=plot%20character%20and%20theme&f=false (Accessed December 7, 2025).

[23] Pilault, J. et al.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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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Writer, B. (2025) Lithium-ion batteries A machine-generated summary of current research.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Available at https//link.springer.com/book/10.1007/978-3-030–1

[25] 例如： https//doresearch.tw/ReaderAI; 以及 https//ai.baidu.com/forum/topic/show/9.

[26] Murray, P.R. and Squires, C. (2025) “The Digital Publishing Communications Circuit,” Book 2.0, 3(1), pp. 3–23.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386/btwo.3.1.3_1

[27] Have, I. and Pedersen, B.S. (2025) “The audiobook circuit in Digital Publishing Voicing The silent revolution,” New Media & Society, 22(3), pp. 409–428.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177/.

[28] Murray, P.R. and Squires, C. (2025) “The Digital Publishing Communications Circuit,” Book 2.0, 3(1), pp. 3–23.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386/btwo.3.1.3_1

[29] 例如必看小说APP对其推送方式的：https//www.geekpark.net/news/3

[30] Rana, A. and Deeba, K. (2025) “Online book recommendation system using collaborative filtering (with jaccard similarity),” Journal of Physics Conference Series, 1362(1), p. 0.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088/1742-6596/1362/1/0.

[31] Nguyen, T.T. et al. (2025) “Exploring the Filter Bubble,” Proceedings of the 2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orld wide web – WWW ’14.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5/86.12.

[32] 事实上这种趋势已然显现，不过当下这种趋势集中在视频领域，视频的制作也多为人工进行。可以在B站看到大量将一部电影或电视剧缩减至数分钟或数十分钟的电影解说作品。为降低看电影或电视剧的试错成本，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在阅读影评之外直接观看B站上的解说视频，随后再决定是否观看电影或电视剧的原片。这是快节奏生活，多元娱乐生活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要精打细算每一项娱乐活动的时间，使其物超所值。视频的倍速观看也可以被视作同一现象。

[33] 虽然借用了 Bhaskar Michael 的书（2025）中的术语，但我们并不是指 Michael 的定义，而是按字面意思使用这个术语——处理内容并生产新内容的机器。

[34] Winata, G.I. et al. (2025
2025) “Language models are few-shot multilingual learners,” Proceedings of the 1st Workshop on Multilingual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Preprint].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v1/2025.mrl-1.1.

[35] https//chat.openai.com

[36] DallE 2, OpenAI. OpenAI. Available at https//openai.com/dall-e-2/ (Accessed December 7, 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