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喂养AI的“妈妈工人”，正在被抛弃

“妈妈工人”与AI：一场破碎的梦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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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中，“妈妈工人”这个群体逐渐走入公众视野。她们通常在电脑前训练AI，仿佛是在教育自己的孩子。然而，这一形象背后隐藏的故事，却与“公益新模式”“AI + 扶贫”等宏大叙事紧密相连，被视为乡村女性实现“白领工作”的化身。然而，这背后却是一个“梦幻泡泡”逐步破裂的故事。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吴桐雨与华东师范大学传播系副教授夏冰青，在标注行业兴盛的2019年，开启了田野调查，并持续至今。她们走访各地标注车间，试图揭示这一新兴产业背后的劳动问题。

　　起初，这份工作看似体面、灵活且门槛低，甚至能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然而，随着竞争的加剧和陷阱的显现，身处其中的女性反而陷入了比过去更艰难的困境。至今，关于妈妈工人在中国的具体统计数字仍然缺失，她们成为未被准确书写的一群人。

　　这些女性不善言辞，鲜少表达自己的苦痛，更多成为家庭决策中的牺牲角色和宣传政绩的“巾帼榜样”。她们教会AI，却淘汰自己，如同“好用的棋子”，用完即弃。

“白领工作”背后的艰辛

　　在标注基地里，我们见到了李燕。她坐在一把劣质的人体工学椅上，脖子前倾，眼睛紧盯着屏幕前的汽车道路行驶图。她需要准确辨识出3D图片中汽车附近的障碍物，并在面板上一一标注出来。这份工作为AI算法提供准确的训练样本，是人工智能产业链上最基础且需密集劳动力的环节。

　　基地里有二十多位像李燕这样的女工，她们年龄从28至35岁不等，多是低学历女性、单亲妈妈或家庭主妇。尽管社会普遍认为男性比女性更适合电脑工作，但“妈妈工人”却是这里的劳动主力。

　　这份工作对妈妈来说是一个适应新事物的过程。尽管起初她们并不懂什么是AI，但几个月内，有人的月产值从1400条涨到好几万条。然而，随着基地间的竞争加剧，李燕所在的贵州基地不再是唯一的“嫡系”工厂。为了提高订单效率，基地经理峰崽的策略之一是降低“妈妈工人”的比例。这动摇了原本基地扶贫的初衷。

分组与淘汰

　　峰崽将剩下的妈妈工人聚拢在一个组里，称为“差生组”。他尽量避免让这个小组承接难度较高的任务，从而减轻对整体业务能力的影响。与此相对的是另一个“万元户组”，由年轻、业务能力强、愿意加班的女工组成。这个小组在订单充足的情况下，几乎人均月工资能达到万元以上。

　　峰崽对待这两个小组的态度截然不同。从2020年起，陆续有妈妈工人被峰崽劝退。一位怀孕的妈妈得到的评价是“爬坡期太长”，被劝回家照顾小孩。妈妈工人们时常受到苛责和嫌弃，甚至被建议去楼上的纺织厂工作。

　　分组之后，一些费时费力且收入低的差事都分流到了妈妈组。峰崽的说法是，妈妈本身做不了更难的。但我们觉得，妈妈是没有机会平等地去竞争，证明自己的能力。一上来就被认为是“排名最后的”，做次要的工作，自然就被淘汰成“差生”。

监控与反抗

　　监控在标注基地无处不在。峰崽意识到通过线上控制能摆脱熟人关系的困扰，更有效地实施权力。李燕提到，起初她以为房间里的摄像头只是个摆设，直到有一次突然听到峰崽的呵斥声。这符合社会学理论强调的监控逻辑：被监视者无法确知何时有人在监视台，以为监视者一直站在那里。

　　尽管如此，妈妈们还是试图弄清楚自己到底做一条赚多少钱以及为什么这个月赚这么少。她们会觉得这是自己的能力问题。然而，峰崽对她们的细枝末节的了解变成了武器——填补算法的“盲区”，让管控变得更全面和彻底。

归来与梦碎

　　对于妈妈们来说，年轻时代外出打工也是一种反抗。然而回到贵州老家后，她们发现标注工作其实是一个梦碎的过程。工资变少对她们打击很大。李燕之前是基地产量最高的女性之一，月收入过万；但后期工资缩水后，她在家庭中的地位也下降了很多。更严重的是，妈妈们被这个社区套牢了，陷入比打工妹时期更糟糕、价值感更低的境地。尽管她们从未表达过“后悔回来”，但内心的痛苦却难以掩饰。

　　从表面看，“妈妈工人”被摒弃和整体的产业发展趋势有关；但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她们的顺服和反抗性较弱。对于资方来说，“抛弃”她们更容易；而她们则成为一颗好用的棋子——“AI标注+扶贫”的模式下诞生的“妇女典型”。这些女性在各种媒体采访中被推出来成为宣传工具人；但实际上她们的真实工资被层层压低至最低水平。。2020年11月底调研结束时这个标注车间仍在扩建；即便持续有人离职“妈妈工人”群体也没有明显收缩。。离开贵州前我们请几位相熟妈妈工人去酒吧喝酒、唱歌、教她们玩骰子；那天李燕有点喝多了脸蛋红红一直在笑拉着人疯狂说话。。每个人都很开心大家回忆起沿海打工那会儿总爱一起去酒吧跳舞时隔多年好像回到了那个自由时光。。文中所提及李燕、刘翠敏、峰崽、小林、晓红、琴子、建哥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