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之行后半段,与马戛尔尼使团关系最为紧密的当属候任两广总督长麟、乔人杰和王文雄三位官员。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待客之道并不严格区分国家、政府与私人领域,因此,官员与英国使臣之间的私下接触,如将英国使臣迎至自家府邸进行个别对话,并不会受到朝廷的责难。从1793年7月31日乔人杰和王文雄在天津迎接马戛尔尼,至12月31日在广州共度新年后分别,两人与英国人朝夕相处长达五个月之久。而长麟于11月9日在杭州初次会面,到广州告别时,也已相处了两个月。他们与使臣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离开北京官场后,中外人士开始投机,在轻松场合下,长麟和乔人杰、王文雄向英国人透露了许多朝廷秘闻,甚至包括一些不应外泄的信息。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向英国人透露了一项宫廷秘闻:乾隆帝与和珅之间有着同性恋关系。据他们所述,乾隆一生曾三次坠入爱河,其中两次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而最终与和珅之间产生了深厚的情感纽带。他们称和珅是乾隆的嬖幸,并违背天朝规矩将其提拔至首要位置。这一秘闻在欧洲宫廷中也并非罕见,但英国人对于大臣们向皇帝透露如此私密的信息感到意外。马戛尔尼忠实地记录了乔人杰和王文雄的谈话内容,但基于皇帝的实际年龄,他对两人所述乾隆的风流艳史持怀疑态度。此外,《马戛尔尼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段佚闻,直到近年来被法国历史学家佩雷菲特发掘出来。
这段佚闻在乾隆时代北京广为流传。除了乔人杰和王文雄在杭州告知英国人外,马戛尔尼刚到北京时,接近乾隆皇帝的法国遣使会神父罗广祥也曾向英国人提及此事。关于乔人杰和王文雄为何在杭州向英国人证实皇帝的密情,有一种解释是:长麟、乔人杰和王文雄都不喜欢和珅。长麟是蒙古旗人贵族,在陕甘总督任上因替一项冤案辩护而受到和珅贬斥,此后一直赋闲。此次担任两广总督是其重新振作的机会。对朝政的不满和对和珅的怨恨影响了乔人杰和王文雄的态度。他们在杭州向英国人发泄不满情绪并笑谈丑闻实属情有可原之举。
英国使臣的回忆录显示长麟是一位正直的官员,他希望能与英国政府合作治理广州贸易秩序。他提出允许英国人学习中文、邀请英国在乾隆如期退位后派使臣参加新皇帝登基大典以及为广州中英贸易提供便利等建议。然而,长麟在广州任职两广总督仅一年便离世,否则中英之间因这些私人关系可能会有不同的前景也尚未可知。此外,这段历史也提醒我们:外国人游记可以补充中国正史的不足之处。尽管《清史稿》中并未提及乾隆与和珅之间的同性恋关系,但其他历史文献如陈康祺《郎潜纪闻》、薛福成《庸庵笔记》以及民国后的清宫野史中偶有提及此事但均未明确说明这层关系。而根据陈森的《品花宝鉴》我们可以得知乾隆朝北京城里盛行男同性恋现象但从未明确皇帝也参与其中。如今有了当朝大臣对着外国人的诉说我们可以更加严肃地考虑这段史实了。